自15世纪末梅毒在欧洲首次暴发后，其起源问题一直为欧洲学界津津乐道，当时主要有两种观点，美洲起源说与旧大陆起源说。中国传统医籍中关于此疾由来的描述寥寥数字，大抵认为此源于弘治末年，始于卑湿淫猥的岭南之地，并据此称之为“广疮”，它更常被称为“杨梅疮”，因疮形似南方的水果杨梅而得名。
那末，欧洲本土的梅毒起源的争论、探索是否会影响他们理解中国梅毒的由来？东西方这场关于疾病起源的探寻历程又是如何交织、碰撞？为人熟知、但在时间上存在明显漏洞“葡萄牙带来说”究竟由何人、何时提出，又为何能引起诸多认可？
《性病论》与中国梅毒的由来
1736年，法国御医阿斯特吕克（J. Astruc,1684-1766）的第一本医学论著——《性病论》在巴黎出版，广受好评，更被誉为欧洲梅毒学史上的“里程碑”。该书九卷本刊行于1740年，九卷本附录了一篇文章——《论中国性病的起源、名称、性质与治疗》，首次向西方医学界呈现了较为完整的中国杨梅疮知识。直到20世纪，它都是欧洲了解中国梅毒的重要材料之一。九卷本《性病论》曾被耶稣会传教士带至中国，现藏于北堂（教堂的图书馆）。
18世纪，法国在中国搜集文献的人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生活在广州的法国人；另一类是在北京的传教士，得益于其在皇宫中的地位，他们或是在当地，或在陪皇帝出巡时搜集，或集中那些定居在各省的教友们的研究成果，以获得情报。欧洲医学界的中国梅毒知识即源自这些在华的耶稣会士。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1.作者向北京耶稣会提交的问题；2.回信；3.药物、方剂；4.中国医学中的梅毒理论；5.中医治疗梅毒的方法说明；6.中西医学的疗效对比。因该文主要是在阿斯特吕克的提问与耶稣会方面的回信上展开，为便于论述，笔者现将所有问题罗列如下：
北京的耶稣会士吴君（P. Foureau, 1700-1749）针对上述问题一一给出了详细答案。信中称，梅毒在中国同样很常见。中国医家常称此为“杨梅疮”、“天疱疮”、“棉花疮”、“广东疮”、“时疮”，但只有前两个最常用。尽管吴君等人在回信中一再强调中国梅毒“由来无法从病名中判断”，但同时，在对于“天疱疮”、“时疮”的解释上，却又表现出认为这一疾病应该古已有之，而非外来的新疾。此外，回信中还提到，在中国，凡是疾病的名称通常都被冠以“疒”的标记，所有的梅毒病名都被冠以“疮”字，表示溃疡或伤口，而“疒”这一古老的疾病指向性词汇，似乎表明梅毒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新疾。
这些想法并未左右阿斯特吕克，他认为中国的梅毒应是一种全新的疾病。譬如它与欧洲一样，都曾拥有诸多杂乱的病名，“当梅毒被欧洲首次认识时，每个人都可以对其命名，如果这一疾病是古已有之的，应该有一个合适的专有名词来形容它，故应为新疾。”
他提出中国的梅毒或许应由南传播至北。一来，因为“杨梅疮”一名中的“杨梅”指代一种南方的水果，该病名被北方医生接纳意味着他们同时也接受了梅毒是由南传至北的事实。二来，称之为“广疮”更直接点明这是源自中国南部的疾病。三来，在治疗药物上，中国医家使用的是经过加工的汞剂——轻粉（kin fen/tsin fin），而全国唯一会此工艺的省份仅在江南（kiangnan），表明这一技术才刚刚兴起，故所知的人并不多。
由此，阿斯特吕克做了一个大胆的推论——或许中国的梅毒是由别国传至南部省份，这个国家正是葡萄牙。首先，由于中国的梅毒始于著名的贸易市场——广州，众所周知首个到达广州的欧洲人即葡萄牙人；其次，1517年，当葡萄牙人费尔南·安德拉德（F.P.de Andrade,1458-1552）率船队到达广州时，梅毒已在欧洲各国蔓延，故而阿斯特吕克认为是一贯行为放荡的水手将梅毒传染给中国妇女，进而扩散至邻近省份；最后，虽然中国与欧洲相距甚远，人文风俗与生活习惯亦截然不同，但中国人对梅毒的理解却与欧洲极为类似，譬如认识到梅毒可通过性传播，在治疗上都使用汞剂，这些知识或许正是从葡萄牙人处得悉。
18世纪欧洲梅毒起源论争
18世纪欧洲医学界探讨梅毒起源问题的主要有三位代表医生，除阿斯特吕克外，尚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外科医生贝克特（W. Beckett, 1684-1738）和效力于俄国军队和宫廷的葡萄牙医生桑切斯（A.N.R. Sanchez,1699-1782）。除阿斯特吕克秉持“哥伦布美洲带回说”外，其余两位都坚持“旧大陆起源说”。
1718年-1724年，贝克特在与詹姆斯·道格拉斯（J. Douglass）医生的书信往来中详细阐述了自身观点，即梅毒早在西印度群岛（北美洲东南部的岛屿）发现前就已存在于欧洲大陆。这些书信分别被刊登于第30、31、33卷的皇家学会《哲学会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一方面，贝克特通过从早期英国古文物中收集的著作来予以佐证，主要是一份由14世纪英国著名外科医生艾登（J. Arden）1380年撰写的手稿，其中以英文标注为“Brenning”、“Burning”的疾病，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内热和尿道口的表皮脱落”。贝克特认为这与后来称为“Clap”（性病，尤指淋病）的疾病应属于同一种病症。由此，他将艾登手稿中的这些病例解释为早期英格兰医生就已熟知各类性病（包括梅毒）的症状。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早期阿拉伯医学中记载的麻风病，因为麻风病临床症状多样，他认为这些病例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真正的麻风病，二是被错认为麻风病的梅毒。
而针对贝克特所指出的将麻风与梅毒混淆的情况，阿斯特吕克则表示不存在这一可能性。他认为麻风、梅毒无论是在疾病性质、病因，还是治疗上，均有所不同，前者是不治之症，通常被认为是由不洁饮食导致，而不是传染，但后者主要致病因是传染，并存在治愈的可能性。
阿斯特吕克认为梅毒应是在1494-1496年才第一次在欧洲出现，早期犹太人、希腊人、拉丁人和阿拉伯人对此一无所知。他在六卷本《性病论》中将梅毒的历史分为初期、成熟期及变化期，并将其源头追溯至被称为安的列斯群岛、加勒比群岛地区，尤其是海地岛/伊斯帕尼奥拉岛。他提出梅毒与两大历史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二是1494-1495年发生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间的那不勒斯战争。其传播途径应为：1492/1493年，在哥伦布的带领下，到达美洲的西班牙人与当地妇女在有过性行为后传染了此病，随着这些船员归程，1494年又传至那不勒斯，再经由战争迅速传至整个欧洲，后蔓延至亚非地区。在他看来，主要通过接触传染的梅毒，由于贸易往来、战争等增加人员流动性，继而致使它迅速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桑切斯同样对阿斯特吕克所提供的论据表示异议。首先，他指出在第一批到达过美洲的航海家的日记、交往记录中，并没有提及他们曾在印第安人中发现过这种疾病；其次，“尽管美洲、非洲和东印度群岛的港口一直是欧洲人时常出入的地方，但在这些国家流行的其他地方性疾病迄今尚未传染给我们。”据此，桑切斯认为梅毒应是源于欧洲大陆的流行性温热病。
18世纪关于欧洲梅毒起源的争论，无论是“哥伦布美洲带回说”或“旧大陆起源说”，双方都无法提供无懈可击的论据来证实其正确性，这似乎是一场无尽的博弈赛。
18世纪欧洲视野下的中国梅毒由来说
梅毒是在1517年由葡萄牙人传入广东，还是那个国家原有的疾病?若是前者，我主张的是中国和欧洲的情况必定类似。梅毒是由西班牙人从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带回欧洲的，所以它必定也是由葡萄牙人从欧洲带至中国。但若是后者，那么可以将广州视为（欧洲）梅毒的新源头，这非但不与我的观点相悖，反而与之相吻合。因为我相信（欧洲）梅毒除源于著名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外，或许还来自于美洲的其他地区，非洲以及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亚洲岛屿，此外或许还有一些热带地区。因此我们有理由且应该承认，如果可能的话，同样位于热带地区的广州是（欧洲）梅毒的另一个新源头。
以《性病论》在当时欧洲医学界的影响力而言，阿斯特吕克对于中国梅毒起源的探讨并非鲜为人知。而即便关于欧洲梅毒的起源存在有“旧大陆起源说”，但若具体到本国时却都矢口否认、避之若浼，譬如在对梅毒的命名上就极为显著的体现了这种唯恐避之不及的焦虑，当时欧洲各国都曾将这一声名狼藉的病灾归咎于邻国（特别是敌国），都认为是从别的国家/地区传染而来，他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对邻国进行地图炮攻击，在意大利，它被称为“西班牙病”、“法国病”；在法国，它被命名为“意大利病”、“那不勒斯病”；在英国，它叫“法国病”、“法国痘”或“大痘；在俄国，又被称为“波兰病”，而波兰则称它为“德国病”。……
若将这段历史放诸于其时欧洲探讨自身梅毒起源的大背景下，则会折射出一场关于“旧大陆起源说”与“美洲待会说”之间的波澜壮阔的博弈战。关于中国梅毒起源的探讨实则可以看作欧洲对于自身梅毒起源争论的另一个战场。无论是哪种学说，双方都未曾给出毫无破绽的证据，诚如桑切斯一文的译者约瑟夫·斯金纳（J. Skinner）所言：“在欧洲，尽管那些论争梅毒起源（美洲起源说）的证据看起来占据上风，但那都是模棱两可的??在这种争议中，只有无懈可击的证据才使某一方更占优势。”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新兴的日本、美国医学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开始加入这场话题，欧洲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20世纪20年代，欧洲医生开始普遍接受亚洲梅毒源自欧洲的观点，而这一转变的原因并不是发现了新的文献依据，、或实物证据，而是源于医学话语权的更迭。譬如当时有不少美国医生提出“美洲带回说”是对“美洲的侮辱”。
事实上，在长达数世纪的有关此项问题的探讨中，早已不再是简单的一个疾病由来的医学命题，东、西双方或是欧洲各国之间的社会制度、经济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这一时期中国，或是亚洲梅毒由来的叙述。那末，今天的我们在论述其他疾病，譬如艾滋病起源的背后，在声称基于科学检测的大前提下，又掺杂了多少额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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